从历史事件论华人团结
数日前，两名日本学者富田正已和太田勇教授曾和我讨论华人的问题，并谈到华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团结的场面。
我们的祖先在十八世纪至廿世纪初叶陆续南来后，便在马来西亚形成华人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组成除了较早期的帮会组织外，也出现了乡会和宗亲会的团结。这是华人按自己的地缘和血统来达成守望相助的目的。同时不可否认的，乡会在当时发生巨大的作用，为南来的乡亲寻找工作并照顾同乡福利。
在平日，这些组织都是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但到了必要时刻。它们部会以大局为重，为群体的利益团结起来。
不过，华人在海外的活动很早就因利益冲突与思想的不同而展开斗争。前者是不同的帮会(私会党)进行争夺利益和地盘，后者是孙中山先生在廿世纪初叶鼓吹革命，而与保皇派份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尽管如此，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对海外华人的政冶思潮起了很大的冲击，并激发民族主义兴起和增长团结的趋向。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给马华新文学注入了新生命，且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地意识就是一个明证。
卅年代以后，反日运动已成为主流。以下的几个阶段是华人团结运动的高潮。
(一)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马星的华人在陈嘉庚的号召和领导下，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反日本军国主义浪潮达到顶点，人民不单抵制日货，而且纷纷捐输。华人在此时期，几乎是同仇敌忾的。这个运动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南侵后受到镇压，但反抗日蝗车的苛政持久不息。
(二)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马来亚的华人震奋欢呼战争的结束，在十月十日那天，有四百五十个华团，代表约八万人齐集新加坡举行庆祝大会。彼此不分党派和思想，展示了广泛的团结力量，游行队伍长达三哩半。可惜不久之后，马星华人因受国共斗争的影响，又再阵线摆明，形成对峙和骂战的局面。
(三)一九四八年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华人面临困境，通过马华公会于翌年的成立，华人有了一个受英殖民政府接受的政治组织，由于政党政治的兴起，它逐渐地取代了华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这个时期，华人基本上是存在着政治分歧，但并不否定马华公会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带来的政治团结。而马华公会在敦陈祯禄的领导下，显然成为华社的代言人。
虽然有团结的迹象，但却无法达到真正的团结，因为华社也出现与马华公会走不同政治路线的政党。
(四)一九五七年独立前，华人尝试进行团结，期望通过合作来争取较好的条件。当时马华公会与华团之间对马来亚独立协议持有某些不同的观点，导致华团自行团结，通过派团到伦敦呈备忘录，这个时期的华团领袖有霹雳的刘伯群和马六甲的陈期岳等人。
他们争取虽未成功，但在民间激起了华团对政治的关心。而且形成一股力量。这是华团团结的另一个具体例子。不过也种下了马华和华团的失调种子。
(五)一九六三年，马印对抗。华团通过大集会表明支持政府抗拒外来威胁，虽然华人社会中，属于左派的反对“马来西亚联邦”概念，但在马来西亚于这一年成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大选，华人选举马华公会来展示他们的共同点－－反对外来侵略。
(六)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过后，马华公会蒙受重创，只剩下十三名国会议员。在痛定思痛之余。敦陈修信吸纳大批新血，整顿马华，并鼓励华团展开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洪流澎湃蔓延全国各地，确曾使人感到“华人大团结”已有所行动。
不幸的是，当华人大团结运动工委会准备进行注册，成为监督政党施政的组织时，华团又与敦陈修信意见冲突，结果华人团结工委会不能成立，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告一段落。
(七)一九七四年，董教总以教育问题呼吁全马华团盖章签名向最高元首提呈请准独大创办的备忘录。
四千个社团作出了反应，是另一种形式的团结。
虽然如此，董教总和马华的分歧加深，几乎到了难有妥协的地步。
(八)一九八二年大选，马华吁请华人大团结，寻求政治突破，结果有良好的响应，加上反对党内哄，马华嬴得了空前多的国会议席(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作比例)。
马华要求大突破，显然也面对诸多问题，但是又出现华人团结后又走向不团结的趋势。
从上述看来，华人大团结每每都是先有一个目标或紧急所需要到来，但有了这种迹象后，又因政见分歧，迫使团结不能持久。
在今天，如果我们说华人仍然不团结或只维持短暂的团结局面，不久又告分离，是有事实为证的，因此华人的不团结也可从历史中找到答案，但转入八十年代，华团是否有团结的可能？或华人应如何纳入马来西亚人的社会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应该从历史事件中获取教训，而不迷恋于形式的团结，实际上的不团结。华团和政党是有必要正视这一问题，并找出一条道路足以将华人团结在一起，不分彼此，而以华人权益和前途为依归。这样才能有基本的共同点来加强合作，进而达成持久的团结。
(本文作者在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于江夏堂联合青年团成立一周年的宴会上发表专题演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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